歐洲製片新星集結坎城：2025年「移動製片人」計畫20位入選者揭曉

每年坎城影展期間，有一個計畫悄悄在幕後運轉，影響力或許不亞於金棕櫚的頒獎典禮——那就是由歐洲電影推廣組織（European Film Promotion，簡稱EFP）主辦的「Producers on the Move」（移動製片人）計畫。第27屆入選名單正式揭曉，20位來自歐洲各地的新生代製片人將在坎城期間密集交流、建立跨國合作網絡，而他們的作品履歷已足夠說明這批人選的分量：《Sirât》、《September 5》、《Smoke Sauna Sisterhood》，乃至2026年坎城競賽片《DJ Ahmet》，都在這份名單的背後。

這不是一個給已成名製片人的俱樂部，而是一個刻意為「下一個世代」設計的加速器。理解這個計畫的邏輯，就是理解歐洲電影產業如何有意識地培育自己的未來。

「移動製片人」計畫是什麼？為何它比你想像的更重要

EFP成立的核心任務，是在國際市場上推廣歐洲電影與電影人。「Producers on the Move」自1999年起運行，每年在坎城影展期間選出約20位具備潛力的新生代製片人，提供一週密集的一對一會議、工作坊與社交活動，讓這些來自不同語言、不同產業規模的製片人，得以在業界最重要的場合直接與買家、發行商、基金組織和潛在合作夥伴面對面。

這個設計背後有一個清醒的產業認知：製片人是電影計畫的核心驅動者，但在國際能見度上往往遠不如導演。一部電影能否跨越語言與文化邊界找到觀眾，往往取決於製片人是否建立了足夠強大的國際人脈與市場嗅覺。「移動製片人」計畫做的，就是幫這些人提早打開那扇門。

過去的校友名單如今已是歐洲影壇的中堅力量，這本身就是對計畫成效最有力的背書。

從入選作品看這一屆的製片視野

今年入選者的作品履歷，透露了幾個值得關注的方向。《Smoke Sauna Sisterhood》（2023）是愛沙尼亞導演Anna Hints的紀錄長片，以女性在蒸汽浴室中分享身體與創傷記憶為題，在聖丹斯拿下最佳紀錄片導演獎，並代表愛沙尼亞角逐奧斯卡。這部影片的製片工作示範了小國電影如何以高度個人化的感知視角打進國際市場——不靠明星、不靠大預算，靠的是對拍攝對象的絕對信任與長期陪伴。

《September 5》則是提提摩西·夏拉梅主演、聚焦1972年慕尼黑奧運事件媒體報導的劇情長片，由德國製片團隊參與，展現的是截然不同的製片路徑——歐洲資金如何進入好萊塢主流生產體系，同時保有歐洲觀點的敘事核心。

而2026年坎城競賽片《DJ Ahmet》的出現，則更直接說明了這批製片人的當下位置：他們已經不只是「有潛力」，而是正在交出具有競賽級別成果的人。能在坎城期間以「移動製片人」身份參與計畫，同時在競賽片中掛名，這種同步性本身就是一種產業訊號。

製片人的跨國合作，如何在實務上發生

坎城影展期間的「移動製片人」計畫，在形式上高度仰賴「一對一會議」（one-on-one meetings）的配對機制。EFP會根據每位入選製片人的開發中計畫、融資需求與合作意願，預先安排與潛在夥伴的會面。這些會面可能促成的結果包括：共同製作協議（co-production deals）、進入歐洲電影基金申請、發行預售合約，或是單純建立信任關係以備未來合作之需。

在產業結構上，歐洲電影的跨國共製早已是常態而非例外，主要原因在於多數歐洲國家的單一市場規模無法支撐中大型製作的回收成本，跨國融資幾乎是必要路徑。「移動製片人」計畫的設計，正是要讓這條路徑在最早的職涯階段就成為一種直覺與習慣，而非到了必要時才倉促摸索。

對台灣的影視從業者而言，這個計畫提供了一個觀察歐洲產業運作邏輯的視窗：製片人在這裡不是行政協調者，而是創作與商業判斷的第一線決策者，他們的國際流動能力，直接決定了一個計畫能觸及多大的世界。

新生代製片人，正在定義下一個十年的歐洲電影

「移動製片人」計畫的長期意義，在於它是一個有意識的世代傳遞機制。EFP透過這個計畫，不只是在幫個別製片人建立人脈，而是在塑造整個歐洲電影產業的下一批核心人物——他們對彼此熟悉，對國際市場有早期接觸，對跨文化合作有第一手經驗。

當這20位製片人在坎城的某個咖啡館或市場攤位交換名片、討論彼此的開發計畫時，那些對話的長期效應，很可能會在五年後、十年後的某部電影裡以某種形式現身——可能是聯合製作掛名，可能是一個關鍵的融資缺口被填補，也可能只是一通在截止日前打出去的電話，因為對方剛好是在坎城認識的朋友。

這種看不見的基礎設施，才是電影產業真正的運作方式。而台灣的製片社群，或許可以從這個計畫的設計邏輯中，找到一些值得借鏡的思考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