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莉．史翠普說電影正在「漫威化」：當好人壞人涇渭分明，我們究竟失去了什麼？
最好的角色從來不站在光的那一側，也不完全活在陰影裡。梅莉．史翠普（Meryl Streep）在《穿著Prada的惡魔2》宣傳期間說出的那句話——「我們現在傾向於把電影漫威化，有反派、有好人，無聊透了」——不只是一位資深演員的個人感慨，而是直接點出了當代主流電影工業一個結構性的敘事困境：我們正在大規模生產道德上「乾淨」的角色，代價是犧牲了人性的複雜度。
這個問題值得從製作層面嚴肅討論，因為它不只是風格偏好，而是影響著劇本結構、表演空間、視覺設計，乃至整個工業如何理解「觀眾想要什麼」這件事。
「漫威化」不只是類型問題，是敘事架構的系統性選擇
要理解史翠普的批評，必須先釐清她說的「漫威化」指的不是超級英雄電影本身，而是一種敘事邏輯的擴散：明確的道德座標、主角弧線必須完整且正向、反派的存在是為了凸顯英雄的價值、衝突的解決方式趨向於秩序的重建而非意義的曖昧。這套邏輯在漫威宇宙中被工業化生產，然後透過市場成功的示範效應，滲透進更廣泛的商業電影製作思維裡。
從劇本層面來看，這是一種降低敘事風險的策略。當你把角色的道德位置講清楚，觀眾的情緒投入就有了穩定的錨點——你知道要為誰加油、恨誰、感動於誰的犧牲。這種設計在測試放映（test screening）中往往得到更穩定的數據，因為它減少了「我不確定我是否該喜歡這個人」的認知不適感。但這正是問題所在：敘事上的「安全」，恰恰是角色深度的天花板。
對比一下史翠普本人的代表角色。《穿著Prada的惡魔》裡的米蘭達．普利斯特利（Miranda Priestly）在傳統敘事框架下應該是反派，但她的每一個殘忍決定都有其內在邏輯，每一次冷酷都帶著某種對完美近乎宗教式的執念。她不需要被「救贖」才有存在意義。《蘇菲的選擇》的蘇菲、《克拉瑪對克拉瑪》的喬安娜、《時時刻刻》的克拉麗莎——這些角色之所以讓人難忘，正是因為她們的道德處境沒有簡單的出口。史翠普能做到的表演，需要劇本給她矛盾的土壤才能生長。
可以帶走的思考框架是：下次在發展角色時，試著問「這個人的弱點是否同時也是他的力量？」而不是「這個人如何克服弱點？」前者寫的是人，後者寫的是功能。
視覺語言如何強化——或顛覆——道德簡化
敘事的漫威化不只存在於劇本層，它也體現在視覺設計的選擇上。當一個系統需要觀眾快速識別道德位置，視覺語言往往會被徵召來完成這個任務：英雄有溫暖的打光，反派活在冷色調的陰影裡；英雄的服裝是飽和度適中的中性色，反派穿黑色或深紅。這些選擇本身不是錯誤，但當它們成為不假思索的慣例而非有意識的設計決策，它們就在視覺層面複製了劇本層面已經存在的道德二元論。
反觀那些試圖呈現道德複雜性的電影，視覺設計往往會刻意製造不適感。《教父》系列的戈登．威利斯（Gordon Willis）以極端的頂光製造大面積陰影，讓麥可．柯里昂的臉在關鍵時刻部分消失在黑暗中——不是為了說「他是壞人」，而是為了說「你已經看不清楚他了」。這個攝影選擇直接服務於人物的道德曖昧性，而不是試圖解決它。
再看《穿著Prada的惡魔》原作（2006）的攝影指導飛利浦．羅斯路（Florian Ballhaus）如何處理米蘭達：大量使用微微仰角、維持米蘭達在畫面中的構圖穩定性，讓她永遠是空間的秩序中心。這不是反派的視覺語言，這是權力的視覺語言——一個更精準、也更複雜的選擇。當你的視覺設計不急著告訴觀眾「這個人是壞的」，你反而給了角色更大的詮釋空間。
這裡的製作思考是：燈光和構圖的選擇，在最底層是一個關於「你願意讓觀眾在多大程度上自己判斷」的問題。越是依賴視覺符碼來指導情緒，就越是關閉了觀眾主動詮釋的空間。
AI 世代的角色寫作危機：當「效率」成為敘事的最大敵人
訪談中另一個有趣的岔題是 AI。史翠普說米蘭達不需要 AI，因為她有助理；安．海瑟薇則分享了一個細節：她在面試某職位候選人時，發現所有人寄來的感謝信幾乎一模一樣，她懷疑都是用 ChatGPT 寫的。這個生活觀察看似輕描淡寫，卻和史翠普對漫威化的批評指向同一個根本問題：當我們用效率工具取代思考過程，輸出的東西會趨向平均值，而平均值恰恰是個性的反面。
對於影視製作者而言，這個危機不只存在於 AI 生成的劇本草稿，也存在於任何「以公式代替思考」的創作決策。「觀眾測試喜歡清楚的英雄」是一個數據，但數據描述的是過去的觀看習慣，不是未來的渴望。《寄生上流》《花束般的戀愛》《她》《繼承之戰》——這些在市場上獲得巨大迴響的作品，沒有一個是靠清晰道德座標取勝的。它們讓觀眾感到不舒服、不確定、甚至對自己的判斷產生懷疑，然後這種不舒服變成了無法停止討論的動力。
史翠普說她喜歡《穿著Prada的惡魔2》是因為它「更混亂」（messier）。這個「混亂」不是製作上的失控，而是敘事上的誠實——承認人和處境本來就不乾淨，不試圖在故事結束前把一切整理好。作為演員，她需要這種混亂才能找到角色的真實落點；作為觀眾，我們也只有在那種混亂裡才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無聊」背後的市場邏輯，以及誰有能力說不
史翠普在同一輪宣傳中透露了另一個細節：她當年拍《穿著Prada的惡魔》原版時，起初因為片酬太低拒絕了，後來片廠直接把薪資翻倍才讓她回心轉意。她說：「我花了這麼長時間才明白我有這樣的籌碼。這是一個教訓。」
這個故事和她對漫威化的批評放在一起看，有一種結構上的呼應。「漫威化」之所以能成為工業慣例，部分原因是大多數創作者在生產鏈上沒有足夠的議價空間說「不，我要做更複雜的東西」。片廠的風險規避邏輯、平台的演算法優化、測試放映的數據壓力，這些結構性力量合力推動著敘事往「安全」的方向走。只有極少數站在食物鏈頂端的人——無論是因為票房號召力、獎項地位，還是稀缺性——才能以個人意志對抗這個結構。
這不是在說只有大明星才能做好電影。而是在指出：當我們討論電影變得無聊時，問題往往不只是個別創作者的選擇，而是整個工業的激勵結構在獎勵什麼、懲罰什麼。新銳導演、剛起步的編劇、沒有談判籌碼的演員，他們在系統裡的選擇空間非常有限。理解這個結構，比批評個別作品的道德二元論更根本。
史翠普說得對，但說這句話的成本對她來說幾乎是零。對大多數在這個工業裡工作的人來說，真正的問題是：在你現有的籌碼範圍內，你有多少空間可以選擇「混亂」而不是「清晰」？又願意為這個選擇承擔多少風險？這才是影視創作者每天面對的真實處境，也是值得更認真對待的問題。
